《我們這代人的學問》書中所收是作者從事史學研究三十余年來陸續發表的、圍繞學術史而撰寫的各類文章的合集，內容有作者劉進寶先生從事敦煌學研究的生命軌跡和相關人物、事件的記錄，有對敦煌學學術史個案的追述，有與學界大家交往的回憶錄，有對史學某一領域代表人物的品評，有讀書札記，有類似書評的文字，內容頗豐。

　　閱讀此類以學術史為重心的作品，和讀一本專題研究式的史學專著帶來的知識，二者之間有較大的區別，前者側重學術掌故和學人故事，后者是純粹的獲取歷史知識，因此閱讀所帶來的認識和感受也是不太一樣的。看似輕松的學術史記述，閱讀之后感覺并不輕松，正如作者在不同文章中反復強調和感嘆當今學術面臨的諸多問題一樣的沉重。

　　讀劉先生此書，讓我這個敦煌學后生知道了很多敦煌學的典故，重新領略幾位敦煌學界領軍人物，像段文杰、姜伯勤、朱雷、寧可等先生的大家風范，看到這些老一輩敦煌學家在自身學問精益求精的同時，對學術發展、學術人才隊伍培養作出的重大貢獻，讀來不勝感佩。

　　而對我并不熟悉的金寶祥、李慶善、石泉、周勛初、胡可先等先生學術上的獨特貢獻及人格魅力的描述，讓我感受到作者強調的“我們這一代學人”執著于學術的集體相，感受“這一代學人”對學術認真的態度和精神。

　　讀一本有內容、有觀點、有思想的書，是一種享受，這種享受是書的作者給讀者帶來的。讀書的過程其實就是和作者作無聲的交流，但是事實上更多的情形是因為讀者和作者并不熟悉，或者說完全不認識，所以這種交流往往不能完全達到效果。

　　我讀劉先生此書，就不一樣了。劉先生是敦煌學大家，又同是甘肅人，加上他和敦煌研究院一直保持良好的個人關系，所以很早就有幸認識他。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其驚人的記憶力，堪稱博聞強記，你若想知道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前后的歷史，敦煌學界重大和重要事情發生的前因后果，他都可以不加思索地、如數家珍般、倒背如流地給你列出一串的日期數字和人物名單，中間不停頓，近40年前發生的事情在他的腦海中如同昨天才發生過。他也可以把30多年前他讀過的報紙上的重要事情的人物、日期一字不差地給你背出來……讀這本書，似乎在現場聆聽劉先生滔滔不絕的講述，很享受。

　　因此，讀他寫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的點滴記憶”“‘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學術公案辨析”及與學界大家交往的回憶文字，很真實，似乎在現場，有面對面的感受，是可信的學術史。

　　“我們這代人的學問”，是書名，顯然作者在這里主要強調的是一個特殊時代的學問。作者作為“新三級學人”，經歷了“文革”后改革開放40年中國學術的大變革，親歷了新中國學術最繁榮的一個時代。閱讀作者從不同側面對歷史學學術史的記述，感受到“這一代學人”在學術上的崇高追求，領略“這一代學人”的學者風范，思考“這一代學人”在學問上給后人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精神與思想。

　　“文史兼通”是作者強調“這一代學人”高水平的代表，列舉其中代表人物有：已故中華書局原總編傅璇琮先生、南京大學中文系卞孝萱先生，目前還健在的南京大學文學院周勛初先生、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郁賢皓先生、浙江大學文學院胡可先先生。“文史兼通”無疑是文史研究者的理想境界，但能夠做到者則寥寥無幾。因此，作者在感嘆當今專業細化所帶來的諸多弊端的同時，又懇切地指出：“我也希望我們下一代學人，能夠出現在斷代史的各個方面，或超越斷代史，在整個中國古代史或中國史領域都有發言權的學者。”實際上目前的學科和專業劃分，以及時下量化的考核體系，要達到這個標準談何容易。

　　對于學術而言，任何一個時代都沒有今天如此繁榮昌盛。當然，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兩個方面一樣，時下繁榮的學術，也是要有分辨地對待，渾水摸魚者有之，魚龍混雜是客觀的事實。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的學問，看似簡單，要做到談何容易，其核心是對學人的道德規范與良心約束。北宋大儒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學術標準就更高了。劉先生筆下經歷了社會巨大變革的以“新三級”為代表的“這一代學人”們，他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