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反映中國現實題材的作品，《流動的花朵》將目光投向了外來民工子女的生活，建立“家庭”與“學校”的雙線結構，調取主人公王弟的第一人稱視角，作者謀篇布局觸及了少年小說中的多種主題：作為現實存在的教育，尤其是教育公平問題；作為年輕的孩子所必然經歷的成長；社會對孩子的關注，來自學校與家庭的關愛、感動與希望。
作者不僅展示了少年成長的現實一面，也使讀者有機會發現存在其中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來自故事中的少年：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在比賽中給予外地生名次是合理的嗎？這會不會演變成另外一種同情？而不給予又是合理的嗎？外界的聲音又豈非抱怨裁決的不公？哪怕為外地生準備更好的教學資源，將他們與本地生分班管理依然是公平的嗎？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又是適當的嗎？這難道不是一種對弱勢額外的提醒？我們發現，不止少年，故事中的成人也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之中，不知道哪種程度的關愛是恰當的。因為公平不被相信，外地生的身份標識牢固地粘著在成人與孩子的世界里。
當故事中的人物，甚至是我們自己以“本地生”和“外地生”來界定身份時，詞語就已經裹挾了我們的個性，個體被地區限定，你一定等于你的故鄉，此外再無其他。因此外地生一定會亂丟紙屑，因為他的故鄉本就臟亂；外地生也一定言談粗魯，因為昔時今日，他的故鄉都布滿了暴力。
對王弟這樣的少年群體來說，外地民工子女也好，換了一個稱呼的新市民子女也好，都不能避免他們成為本地生眼中的“他者”。在故事里，他者的來由是一道憑空出現的高墻，哪怕有家境闊綽的本地生左偉愿真誠與他們為友，身份的異己感與自我認同的混亂感也依然強烈地阻撓他們的內心。他們一方面激烈地與外在的聲音對抗，辯駁加之于身的成見：為什么外界所認為的優秀總是本地生？為什么出現丟紙屑這樣的行為總被認定是外地生做的？可另一方面，他們也承認著外界對他們身份的認定：他們會在遇到困難時坦言自己來自農村，以弱勢換取保護，也愿意在此時接受來自這個城市的幫助——一張五元的紙幣，足夠他們坐一趟明亮的地鐵，滿足自己的小小心愿。
在關注兒童心理的人們眼里，這樣的復雜矛盾會被當作是少年的真實內心，可當孩子們體驗內心的混沌不明時，成人世界卻開始要求他們做出“正確”的選擇。我們看到一個和長襪子皮皮一樣的劉端端，整天語出驚人，嚇壞身邊的小伙伴和老師，還公然在課堂上“為難”老師，表示兔子也可以有兩個腦袋。孩子發出天真的反問，奇思妙想挑戰著外在世界的權威，而很多時候，我們都對孩子的調皮天性兩手一攤，表示無可奈何。被拆了臺的老師們當然覺得沒面子，皮皮和端端的老師都一樣生氣。不同的是，在皮皮的故事里，孩子是他們自己世界的捍衛者，天真與錯誤、成功與失敗同樣值得被守護，而端端的故事卻最終演變成一場成人與兒童，乃至兒童與兒童間相互妥協的鬧劇。
為什么我們急于規訓孩子們的“格格不入”？這是否說明，我們依然對孩子內心的混沌無序束手無策？作者在自序中說，“孩子的成長是心智感情的慢慢成熟，在這個過程中，孩子需要得到方方面面的愛，因為成長不可能一帆風順，很多困境會在孩子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突然降臨。”那么，給予孩子怎樣的關愛是適當的呢？我們要如何確定，成人對孩子詰問的無力，不是因為我們內心同樣的混沌無序？成人以愛之名驅退孩子心中的陰影，不是因為成人被自己的恐懼壓倒，希望孩子表現出堅強勇敢，希望我們共享的世界從此風平浪靜，再無兇險波瀾？我們又應當如何使用手中“愛”的權利，使孩子免于另一種形式的規訓？
我們已經看到，王弟在幾次挫折時得到家庭的關愛，王弟感動卻不見快樂，因為這些關愛均以親人的無償“犧牲”為代價。對孩子來說，這樣的愛變成了肩上的累累重負。姐姐為他借到了校服，卻摔傷了自己的腳；母親為他賺來校車接送費，卻累得病重住院……
作者在后記中提供了關于外來民工子女生活的豐富細節，閱讀這些細節是迷人的瞬間，它們使遠離這些生活瑣碎的讀者愿意相信，我們確實借此看見了一部分的現實，也許確有這樣的家庭與更抽象意義上的苦難存在。可是，如果我們承認這就是現實的全部，這就是我們所身處的無可動搖的世界，如果愛與感動被迫在故事自身走投無路之時變成萬能的藥劑，質疑與反問的精神不再生成，我們為真正平等所做的努力就只能繼續是一場又一場來去無蹤的泡影。我們最終會知道，那些我們所認為的美好品質，堅強與勇敢、寬容與愛護，都必須來自于孩子對他們自己的承諾，而非愛與責的重負。因為如果不是他們自己的主動探尋，如果他們不曾真正握有自己的生活，再好的美德都將是無用之物。（張婷婷）